图片说明:钱乃荣和他的老式唱机。谢震霖

　　题记
　　
　　去钱乃荣教授家拜访的日子，正赶上他即将启程前往荷兰参加“中国和欧洲工业化：语言接触和认同”会议的前一天。这位一生和上海话结缘的老教授，坐在一堆手稿和多年来搜集的中外上海话著作中，为即将面世的三本著作作最后的审订工作。今年8月15日举行上海书展上，除了最近备受关注的《上海话大词典》外，钱乃荣的《上海方言》、《海派文化十大经典流变》同时与读者见面。
　　
　　近年来，海派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上海话大词典》却迟迟没能出现。面临上海话在

传播中只能说不能写的窘境，钱乃荣教授开始了当时看来完全没有底的工作。
　　
　　编《上海话大词典》这项琐碎的工程，您没有让研究生帮忙一起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身为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的钱教授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已经好多年都招不到热衷于阿拉上海闲话的研究生了。不仅是我们学校，复旦、华师大等都招不到这方面的研究生，越是发达的大城市，越招不到坚持研究本地语言的人。”
　　
　　“很奇怪的是一些身在海外或学理工科的年轻人，似乎比身在上海或文科毕业的同龄人更认同自己的母语，对上海话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钱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上海话Rap，用上海话写作，办上海话网站，他们或许不是那么严谨，但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他们让上海话重现活力。”钱乃荣说他闲暇时会经常去逛上海闲话和吴语方言网站，跟年轻人“谈谈山海经”。他说：“香港八所大学，六所开设了上海话专业，‘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一直使用山西演员和山西话拍电影，语言必须要在传播中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
　　
　　第二次采访钱乃荣，他已从荷兰回到上海。他十分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荷兰的会议上，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作了“中国语言规划进入第三阶段——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主题发言，提出了要“树立语言资源观念，珍爱人类的语言及其方言”，“通过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各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啊！”钱教授一再表示希望将这令人振奋的信息，通过本报传递出去。
　　
　　跟钱教授聊编词典的同时，记者的注意力也被另外一些东西吸引住了。时近黄昏，钱教授家书房里的那只老式唱机和那只怀旧的彩色玻璃台灯，在暗淡的光线中放射出旧时的光彩。这只唱机是一进门就看见的，如今的上海人家里，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喇叭大大老式唱机了。
　　
　　终于，记者忍不住要求，“能不能用它放一放您收藏的那些宝贝？”钱教授低头一笑，“没问题啊！”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收藏多年的200多张78转老唱片，一一展示给我看。从上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出版的黎锦晖词曲、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胜利公司出版周璇演唱的《特别快车》、黎莉莉演唱的《桃花江》，到第一代滑稽演员王无能、陆啸梧、徐卓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唱片都有。从小热爱上海、热爱上海话的钱乃荣，当然特别钟爱海派文化。收藏的不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歌、滑稽戏唱片，钱教授一遍遍听，久而久之都已经能唱能说。钱乃荣告诉记者，前两天上海著名的滑稽演员王汝刚的儿子来家里看他，见到这些货色，啧啧称奇，说“就连上海滑稽剧团的资料库里都不见得有！”
　　
　　对海派文化的喜爱，同时也加深了钱乃荣对沪语的认识。“你知道吗？第一、二代滑稽戏演员陆啸梧、江笑笑的滑稽戏里，很多都是讲苏州话的，但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就是以上海话为主、苏州话为辅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的滑稽其实受‘苏滩’的影响很大”，钱教授告诉记者，“方言研究，就是要从事实出发，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上海话紧紧扎根于海派文化之中，从中可见端倪。”
　　
　　说着，钱教授在众多老唱片里抽出一张“百代唱片”出品、周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放进那只老式唱机中，拨动唱针的同时，“金嗓子”委婉动听的唱腔飘了出来，沙沙的黑胶老唱片隔着时空，却一下子将蛰伏着多少恨，多少爱，多少失落的往昔年代重现在眼前。
　　
　　除了老上海的流行歌曲、滑稽戏，钱教授的藏品还包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演员施银花、筱丹桂、马璋花、姚水娟等的唱片和沪语唱片，和另外一些意想不到的藏品——花花绿绿的糖纸头。钱教授收藏的糖纸有厚厚几大本，糖纸面上有各生产厂家的名字，如伟多利、天明、冠生园、益民、大众；还写明糖果的种类，大多用的是西文的译名，如太妃（toffee）糖、牛轧（nougat）糖（又译成鸟结糖）、求是（juice）糖、白脱（butter）糖等等。钱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是糖纸头水准的高峰期，著名的连环画家戴敦邦、贺友直等，当初也曾加入设计糖纸头。作为商业文化的代表，这支奇葩开得如此鲜艳。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在计划，在下半年为钱教授家的糖纸头出一本书呢！
　　
　　“我是一个上海人，我爱上海的语言”

    走访40多个吴语方言点
　　
　　从学生时代开始至今，钱乃荣几乎研究了一辈子的上海方言，对上海话的内情了解，对上海话的感情深到了“顽固”的地步。“我是一个上海人，我爱上海的语言”。而回顾当年和上海话结缘，钱乃荣却说是从45年前一次手抄笔记开始的。1962年刚进大学的钱乃荣，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幸运地发现了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本写于1928年的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开山之作，当时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当时立即把书借出，抄记下里面所有上海话的篇章，抄录下上海话旧派、新派音系。”
　　
　　50多年后，钱乃荣沿着赵元任的足迹，分两次走访了40多个吴语方言点，包括当年赵元任走过的33个方言点。在江阴的“南菁中学”（当年叫“南菁书院”），钱乃荣找到王慰祖老人，这个76岁的老人流泪了，他说：“赵元任来这里的时候，我才16岁，他带了一个口琴，一面吹一面记录声调。时隔60年，没想到还有人会再来找我。”那么多年过去了，钱乃荣沿着赵元任的足迹重走时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老了，有的都已经走了，但他们身边的语言倒是没有老，随着发展生生不息。很多当年读音不一样的字，现在都一样了。比如‘娱乐’的‘娱’，原来的音近似于‘女’，现在都读‘鱼’；‘便宜’的‘宜’，原来的音近似于‘泥’，现在都读‘移’”。钱乃荣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录，走烂了几双鞋，带回来的是150多盘录音带。因为辛勤调查深入研究，他最终写成了170多万字的《当代吴语研究》，和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成为有机的连续体，使我们第一次清楚地观察到60年中，分布于一个大方言区内的30多个方言点发生了哪些系统性的变化。
　　
　　与语言学结缘从手抄开始
　　
　　钱乃荣的学术探求之路，始终与抄记相伴。他拿给记者看的还有当年他抄记老师许宝华上《现代汉语》时的课堂笔记，还有许宝华与汤珍珠两位于1962年发表的《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这篇汉语方言学史上第一篇研究地点方言内部差异的论文当时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上，钱乃荣也是用手一字一句抄记下来的。后来这两位老师就成了他的研究生导师。
　　
　　“即使一次偶然的决定，也会改变你的一生。”钱乃荣当时也许还没有想到，这些手抄的笔记，终于有一天派上了大用场。“文革”时，中文系已经被彻底“砸烂”，很多书都被卷走。一个大热天，连下几天的暴雨，大水一直涨到了钱乃荣住的屋子里，一叠笔记簿全部浸透了水。第二天他只好把笔记本搬到太阳底下晒，可惜最后只留下《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两本笔记。后来，他就是在仅留的两本笔记的陪伴下，走上了语言学研究的道路。“所以，每趟我走进课堂要对新生开讲《语言学概论》或者《现代汉语》课程个辰光，总归要对学生讲起上海闲话当中个一句老古闲话，叫‘好记性勿如烂笔头’，搿个是我自己个现身说法。”
　　
　　走遍世界寻找沪语文化遗产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研究素材，数十年来钱乃荣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和上海等地搜集到30多本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学者在上海出版的上海话著作，如186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口语语法书《上海方言语法》，1869年艾约瑟出版的《上海方言词汇集》，1920年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出版的《上海话课本》，1941年法国传教士蒲君南出版的《上海方言语法》，还有1928年《上海话圣经》等，他甚至还在美国伯克莱大学图书馆中复印到1850年英国人编的手抄本《上海土白课本》。在日本的三年，钱乃荣复印到日本人收集的《三笑》、《落金扇》、《珍珠塔》等当年的吴语小说线装本等，有的就连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这次在荷兰开完会，钱乃荣去了法国。在当地做医生的一个年轻网友，也是个上海话的“粉丝”，送给他一件珍贵的礼物，是他在里昂的一个图书馆里花了240欧元做的PDF文件，里面是一本法国传教士蒲君南1950年在上海土山湾出版的《上海话词典》。“这也许是传教士留下的最后一部最详实的上海话词典了，我当年在徐家汇的藏书楼找过它，还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没想到会在法国找到。”钱乃荣雀跃地说道，心里的快乐溢于言表。而蒲君南1939年的《上海话教程》原版本是一直支持钱乃荣研究上海话的向明中学的班主任郑定乐送给他的。“这些资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哪！要知道，地方语言中，沪语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最丰富最多的！”
　　
　　15000条词语与“上海话输入法”
　　
　　钱乃荣教授说，如今是网络时代，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上海话聊天，但是词语的具体写法却五花八门，加上没有相应的输入法，不少人选择用拼音代替打不出的字，结果导致不少平时语言交流无碍的朋友到了网上却“沟通不畅”。因此，上海话要保持生命力，创立上海话输入法势在必行。
　　
　　创立“上海话语汇数码化”项目的想法，源于两年前“世博会上海语言论坛”上的一场争论。当时有专家提出“网络的发展前途不可估量，不能进入电脑的文字必然面临着消亡的命运。”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使在坐的这位语言专家不安，但是要将语言数码化毕竟是一个需要技术支持的活儿，“这个难题一直到遇到郑晓钧才得以解决。”前年，上大物理系学生郑晓钧因醉心于上海话与钱乃荣在网上相识，又特地去听钱老师的“沪方言与沪民俗文化”等选修课，两人一拍即合，从此开始了上海话输入法软件的设计工作。也是在去年，由钱乃荣申报的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上海话语汇数码化”这一课题已经获得批准，一个集结了15000条上海方言词语和“上海话拼音方案”的上海话输入法软件已告设计完成。《上海话大词典》15000条词条与“上海话拼音方案”连接起来，制成了一个专属于上海话的输入法。今年9月，输入法中最关键的一环——拼音与汉字之间的对接将全部完成。今后，上海话就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打出。如“碍手碍脚”的“碍”，输入为“nge”，“钝钝侬”的“钝”，输入为“dhen”。钱教授表示，不少上海人在说上海话时也夹杂着普通话，因此这个输入法中还要包括上海话中使用的普通话词语。届时，将有一个专门的上海话用字的词库附在输入法上。
　　
　　要树立动态开放的语言观
　　
　　上海话有这样的魅力：既能让嗲妹妹说得百转千回，也能让精明的老板娘说得斩钉截铁。上海话对上海人来说是魂，是一种内在的信仰，更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味道。
　　
　　钱乃荣说，上海话是伴随现代都市文明发展壮大起来的，上海话的发展是由各市民阶层、各职业人群共同创造的。海派的奇思妙想造就了大量的市井流行语，它使生活用语不断吐故纳新且幽默化。比如：上海很早产生了“有轨电车”这个词，聪明的上海人后来就把额上的皱纹称为“电车路”，把步行称作“乘十一路电车”和“两脚车”，可见其造词之快和思想之活跃。像这样十分形象的惯用语还有：出风头（显耀自己）、牵头皮（抓住他人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避风头（避过人为灾祸或其最激烈的阶段）、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空心汤团（不能兑现的允诺）、卖野人头（哄骗）、勒杀吊死（吝啬）、牵丝扳藤（拖拖拉拉）、烧夹生饭（事情做得不上不下，搞糟了）、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开年礼拜九（遥遥无期）等。
　　
　　钱教授告诉记者，从大方言的生存环境来看，北方方言的生存环境最好，其次粤语的生存环境也很稳定。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后，吴语方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播出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不演出方言话剧，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如果说一种语言的话语空间在无形中消失，那么这个语言背后的地方文化也会萎缩，所以说珍爱方言资源，提倡多言多语社会是多么重要！
　　
　　在钱乃荣看来，这两年上海人在语言方面的创造性思维又活跃起来了，如在股市上，许多股市专用词语很快都扩用到生活中来，比如上海小姑娘会用“绩优股”来形容成功男士、发展有潜力的恋爱对象，用“原始股”来形容从未谈过恋爱的纯情男孩。而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的“套牢”，现被活用做结婚，或指陷入爱河或者被某事牵绊。
　　
　　钱教授说，这两年上海话中这类语词的产生十分活跃，如“调频道（换话题）”、“拗造型（摆姿态）”、“有腔调（潇洒有型有个性，样子好）”、“跌停板（运气差到极点，不受异性青睐）”。这些上海话中的新惯用语，使上海人一些有特色的思想和行为，迅速取得了语言形式上的定型。钱乃荣认为，语言是全社会人员在一起使用中约定俗成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树立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语言观。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集合，世界上凡是开放性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标准化。语言学家要观察、追踪、收集、整理和推广新词语。我们应该改变那种狭隘保守的心态，不要盲目对新词新语指手划脚，对网络语言手机语言外来词等也是如此。
　　
　　群众性是都市文化繁荣的前提
　　
　　去年的《上海文学》杂志上，曾经发表了钱乃荣的《滑稽戏的灵魂》一文。发表后时隔不多日，上海读者罗婷婷给《上海文学》来信说：“希望钱教授能够继续关注上海文化的边边角角，与社会现象进行对话。”读者还对当时非常流行的蔡嘎亮的形象，好像只有传媒的炒作，却没有海派专家出来分析这些现象提出了疑问。主编陈思和教授立即回信说：“关于蔡嘎亮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现象。如果我们考察地方戏曲的发展过程，大约现在人们所推崇的老一辈艺术表演家们，都有过类似蔡嘎亮的草根演出经历。最好的态度是不要去惊动他们，让这种草根文化在民间的欢乐和选择中自生自灭，渐渐会形成当代民间艺术的风气。如果我们一定要像某些媒体那样去大肆吹捧哄抬，或者给予过多的规范和批评，企图去引导它，反而是人为地把草根与土壤割裂开来，结果也丧失了民间的包容性和自在性。”
　　
　　钱乃荣特意跟记者提起这个让他难忘的事件，他十分赞成陈思和教授的话，“地方戏曲本来就属于群众的娱乐，就是应该在社会的底层里挣扎，与贫穷而快乐的普通民众在一起，在他们的笑声、哭声、哄声里慢慢形成。如果是敬业的民间艺术家就可能为群众所欢迎，艺术的流派，唱腔的风格，也在群众的选择中慢慢形成。”这些精辟的富有历史感的见解，概括地说出了文化盛衰的辩证法。
　　
　　钱乃荣说：“现在我们不但有了郭德刚、蔡嘎亮，又涌现了‘超级女声’、‘快乐男生’、‘加油，好男儿’等有着狂热群众支持的娱乐文化选秀活动。”钱教授坦陈，自己是这些节目的“粉丝”，每期都会跟太太一起收看，钱教授还说自己从小到现在都会唱、爱唱流行歌曲，从过去的《毛毛雨》、《特别快车》到现在正当红的《秋天不回来》、《那一夜》。“市民文化的草根性是都市文化成活和繁荣的前提嘛”，钱教授乐呵呵地说。他说自己也爱看刘心武的点评《红楼梦》、易中天的《品三国》，“这是再次把高深文学传播到民间，比过去的话本说书更上一层。讲错了一点有啥大不了！小说《三国演义》就把曹操写错了嘛！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像是当年在上海的沪剧、越剧、滑稽戏、‘时代曲’一样产生了成千上万的‘粉丝’，就像当年的连环图画走入千家万户一样，找到了平民文化的草根性，找到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是我们应当支持的真正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新海派文化。”
　　
　　对上海的语言、文学、电影、流行歌曲、越剧、沪剧、滑稽戏、连环画到糖纸头的研究，还有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海派文化传统的研究，使钱乃荣乐在其中，兴致勃勃，就像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形容的那样，“我一直觉得，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与一个普通专家是很不相同的。或者说，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充当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对一个洋溢着人格魅力的人来说，他的生命形态如火如荼，光华四射。他可能对于某些领域特别有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决不会仅仅在这些领域产生影响。我想说的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在我的朋友中，钱乃荣教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相关专题:学说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