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出生，福建闽清。1927年侨居马来西亚，1940年回国求学，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普通外科副主任、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现任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总后勤部专家副组长、中德医学协会副会长等。

　　吴孟超是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新见解；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70年代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较早应用肝动脉结扎法和肝动脉栓塞法治疗中、晚期肝癌；80年代，建立了常温

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90年代，在中、晚期肝癌的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首先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和肝动脉结扎术。

　　40年来，吴孟超共施行肝癌手术10000余例，术后5年生存率达48.6％；小肝癌(小于5厘米)手术1000余例，手术5年生存率达79.8％（其中小于3厘米小肝癌已达85.3％），最长存活41年，切除总数和成功率均居国际领先地位。发表论文、著作100余篇。主编的《肝脏外科学》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著作《肝脏疾病手术治疗的临床研究》获198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获得陈嘉庚医药科学奖，1994年获和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2006年，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孟超院士一说起在同济9年的求学经历，开口连称“故事那是3天3夜也说不完”，“如果说取得了一点成绩，那与同济恩师们的教诲分不开，与那时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分不开。”1939年，马来西亚归侨吴孟超以18岁的稚龄回国抗日，一头扎进同济的怀抱，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

　　“回国原打算参加抗日的”

　　吴孟超蹒跚学步时就跟随家人来到马来西亚。原来，在他出生后不久，迫于生活压力，其父到南洋打工赚钱。5岁时他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在马来西亚，幼年吴孟超一边帮父亲割橡胶一边读书。初中毕业时，他的双手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把割胶刀玩得流星一般飞转。

　　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双方是要出资让毕业生们聚餐一次的。不曾想，当钱全部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却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建议立刻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受到这次预料之外事件的鼓舞，联想到自己在马来备受轻蔑的现实，吴孟超萌生归国报效、参加抗战的愿望。1939年，吴孟超把自己的想法跟几位同学一说，大家立刻群情振奋，于是六位同学即准备回国。

　　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碰到正在同济大学理学院读书的老同学。吴孟超一五一十通报了到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的想法，没想到，老同学听完之后说了句：“你知道延安在哪？”

　　……“干脆念书吧。”

　　“在同济，田间念书的日子很快乐”

　　“在同济，田间念书的日子很快乐！”吴孟超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

　　“其实，我没考取同济附中。”吴孟超说。延安没去成，吴孟超在昆明又染上了痢疾，腹泻不止，力气全无。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进了设在昆明的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同济的医生们水平真高，经过几天的治疗，病就好了。”

　　出来后，吴孟超决定报考同济中学，他想进同济大学念医科。保险起见，他同时报考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两所大学的附属中学。

　　谁知道，吴孟超的成绩不够同济大学附中的录取线！

　　怎么办？“当时昆明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同济大学，可能由于医院的关系，同济大学在那里的地位非常高。”吴孟超坦言。

　　心有不甘的吴孟超在同学的帮助下找到同济附中的郭惠生老师，得到在附中借读的许可。

　　一年后，吴孟超成为同济大学附属同济中学的正式生。

　　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在距昆明百余里的宜良狗街，这里的风俗古老纯朴，四季花果不断，车马之声鲜闻，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每天早晨，附中的同学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油菜花、山茶花、更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儿盛开的田间读国文、念德文。“教德语的是一名优太裔德国人，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去。名字想不起来了，好像叫理本塔。那时候穷，渐渐地到理本塔家打牙祭就成了不少同学心向往之的快事，包括我。”吴孟超顽皮地笑了。

　　由于昆明经常遭到轰炸，学校在此待了两年跑警报的日子终于联系到川中古镇李庄。

　　同济附中一路跟随、千辛万苦到了李庄，却被告知：附中暂时不搬。

　　千辛万苦又回到狗街，吴孟超和同学们继续着田间地头读德文的日子。转眼到了194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东南亚。家在马来西亚的吴孟超即刻断了经济来源，“早上很早就起床，上街卖报。一个早上所得可以换一块洋芋粑粑，真香！”吴孟超说。

　　“差点被炸死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便攻占香港，当时滞留在港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以及联大教授陈寅恪等都无法及时撤离，原因是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专门运他们的私人财物家具，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到重庆。重庆《大公报》揭露此事，引起西南联大师生极大愤慨。1942年1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讨孔游行，抗议声浪在整个大后方蔓延开来，蒋介石一再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

　　西南联大串联到了同济附中，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即刻领着同学们上了街。昆明街头士兵林立、机关枪铜墙铁壁，把游行队伍围得水泄不通。吴孟超他们心里早就有数：云南王龙云与国民党中央有隙，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果然，这次龙云又以“等因奉此”的公文旅行应付了事。

　　战事日益蔓延，日机不断轰炸大后方，躲轰炸成了同学们的家常便饭。一次，吴孟超他们正上着课，警报声又刺耳地响了起来，跑！起身、冲出教室，飞也似的冲向先前炸出的弹坑。不知是怎么想的，躲在坑里的吴孟超对同学说“换个坑吧”，大家立刻跳起来冲向50米开外的另一个弹坑。“刚落身，原来的弹坑挨了炸，没跟着我们挪动的一家人转瞬被抛向了天空！

　　“李庄茶馆里揩油的日子很惬意”

　　1942年，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终于来到李庄。1943年，吴孟超如愿以偿地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成为医学前期学生（当时同济大学医学分为医前期和后期，前期学习主要打基础，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后期学习临床及各项具体医技）。

　　“同济大学医学院不愧为当时国内水平很高的少数几所医科学院之一。”吴孟超说，当时及后来进入同济的教授如梁之彦、唐开元、金问淇、宋明通、王宝楹、陶桓乐、李宝实、陈任、于光元、荣独山、叶天星、林竟成、沈尚德、章元瑾、蒋起鹍、杜公振、谢毓晋、过晋元、裘法祖诸教授，不但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国难当头所保持的科学精神和踏实钻研的求真功夫。随校迁徙至李庄的德人教授药理学的欧特、生理学馆主任史图博、许华生、哈朋（Halpern）、费切尔（K.Fishcher），国难时刻跟随同济一起同舟共济，尤为令人敬佩。史图博甚至将自己的籍贯定为“中华民国江苏省宝山县”。

　　“很多学生过不了史图博生理学这一关，没办法只有重修。”吴孟超说，那时他是班长，40人左右的班级学习起来十分玩命，可是史先生的课却极难：“口试，到他面前，三下两下便语塞。”就是这样的先生，1949年的《同济大学概览》上，大家的评价却是：“史教授虽然上了偌大年纪，可是精神还是那样的健旺，配上银白的长须，更显得肃穆非凡，灼烁的目光，好像在探索什么似的，一脸慈祥，言语幽默，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地记忆着，体力说来经历了多少年的折磨，还是昂首健步，全无老态，迄今仍是孑然一身，从1924年开始就来本校服务，这一段漫长的岁月，就是在‘一二八’‘七七’战争里，他都不曾把我们抛弃过。”国难当头，有异邦人士如此不离不弃，难怪同济医学生一致称其为“同济的精神堡垒”。

　　李庄很小，但茶馆很多。医学院所在的祖师殿只能聊充课堂之用，自习之类便只好上宿舍、上茶馆解决了。“那时川中帮派林立，即使泡茶馆也是如此。两派同时进入一个茶馆，开始讲理，讲输了的那一派就得为赢了的买单。”吴孟超说，摸到这一规律的同学们便沿着窄窄的石板街道一路看过去，哪个茶馆有“情况”便溜进去，择僻静处坐定，茶点一干物依次点一遍，桌上摆得满满当当，开始看书学习。“到最后，别人把单买好，我们吃好、学好，回宿舍、到江边，‘揩油’的日子很惬意！”老人微眯着眼，嘴如新月，沉浸在60年前的日子里，很享受的样子。

　　“橘子熟了，我们的快乐又停不下来了。”吴孟超说，当地老乡对我们很好，每到橘子成熟的季节，便允许我们进入橘子园，说“吃饱可以，不能带”。后来就想出脱下裤子，扎住裤管，装袋，瞅着没人就扛起橘子溜回宿舍饕餮。“老乡们知道我们的日子清苦，大多睁一眼闭一眼。”

　　“同济医学生‘闯三关’名闻遐迩”

　　学医，没有解剖那是向壁虚构。当时的同济医学院很重视解剖学习，方召教授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要求学生要熟知人体各个结构。学生们也都非常努力学习，我就是在那时掌握了扎实的解剖学知识。

　　同学们的学习生活1949年的《同济大学概览》中有这样的文字：“两班一百余人共同坐在一教室中，听讲着神秘的人体构造，那就是上解剖课。墙壁上挂满了彩图，讲台上放着骨骼内脏，起初对着死人白骨不免恐惧而生厌，但为了自己来此之目标，及每一根骨头肌肉及内脏之行状名称，非详细研究不可，又很习惯地把它当作了用具。”“解剖室内有蓄尸池，一走进去，就有一股刺鼻难闻的石炭酸及福尔马林的气味来欢迎我们。室内东一堆西一群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大衣者，正在忙碌。有的翻着图，有的磨着刀，每人都很仔细地割，谁也不敢随便地将一根细小的血管或神经割断，否则只好硬着头皮挨骂。”

　　“医前期‘闯三关’闻名遐迩。”所谓三关是指解剖、生理和生化，全都是口试。创过三关的人学习史上就留下了光荣的一页。于是，在李庄，白天，茶馆、江边，到处都能轻易看到“捧着书本死啃的医学院同学；晚间，在黯淡的菜油灯下，他们孜孜不倦，营养不良的一群都没有睡，Durchfallen这个字老在脑子里打转，所以虽然倦极欲睡，也只好揉揉眼睛再念下去，就这样，常常通宵达旦。”

　　得益于各位教授的严格训练，同济医前期学生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同济学子毕业后广受欢迎，与此密切相关。

　　复员回上海

　　“1945年8月，小日本就投降了。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吴孟超说，消息传来，李庄沸腾了，同学们纷纷上街狂欢，茶馆饭店街上到处都是人！富裕一点的同学倾其所有，领着我们上了当地最高级的“留芬”老饭店吃饭喝酒。

　　1946年初，医前期考试通过，到宜宾（当时医学院设在宜宾）进入医后期学习。紧接着，就商议复员的事情。“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学校发给每人若干复员费，自己设法寻找交通工具回上海，我考虑再三，决定与云南同学及吴佩煜一起乘车先到昆明，一方面可以看望同学们的家人，另一方面如有可能的话可以从昆明去马来西亚探亲。”吴孟超说。

　　到了昆明，吴孟超又是在侨务处当抄写员，又做家庭教师，还到高中代课,加上当时为回马来看望父母而申请路费，三个月后，他就有了不少的现金。考虑再三，吴孟超没有回马来西亚：在同济大学上到三年级，还有三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不能半途而废呢，何况家里情况是好是坏又不得而知！”吴孟超决定留下来。他在昆明买了一套西服，又托侨务处的同学帮忙买了两张飞机票，便和吴佩煜同学乘美国军用运输机从昆明飞到了上海。

　　“裘老很高、很帅！”

　　上医后期，经常有临床实习课。与裘法祖教授最初的接触那也是远远地、艳羡地看过去，“那时的裘教授已经是很有名了，作为普通学生，我们很难近距离接近，更不说聆听教诲了。”吴孟超说，“远远看过去，裘教授很高、很帅，上医院观看他的手术，很漂亮，很羡慕！”

　　1947年回国的裘法祖当时34岁，身兼同济大学外科教授、中美医院外科主任，同学们和吴孟超一样听说裘教授要主刀，争着抢着要去观看，“那是享受！”

　　裘法祖回到母校前后，是同济大学又一个困难时期。“由于董校长不断地不畏艰难，校友们热烈地支持，终于在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间收回了医学院的发祥地中美医院（原宝隆医院），同时又租赁成都路中美饭店为后期男同学宿舍……三十六年秋，谢前院长在经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一口气成立了解剖、生理、生化和病理四研究所，加上原来的细菌研究所，共有5个研究所，又接办市立第二传染病院、和卫生局合办市立第二医院、特约实习的公济医院，毕业实习等都渐渐步入正轨。”1949年的《同济大学概览》如是说。

　　参与监狱大营救

　　在“一·二九”运动中，同济学生被捕97人，先后受到各种迫害者达166人，其中被开除学籍18人，勒令退学96人，记大过2次、小过2次，留校察看1人，具悔过书7人，严重警告44人，半数党员、积极分子被迫撤离学校。

　　运动过后，热血青年进了监狱，营救成为头等大事。

　　“地下党找到我，让我参加营救。”吴孟超说，他们分给我的任务是找来救护车、医生证件，让我随其进入监狱。

　　地下党组织的人以监狱发现急性传染病为由，大大方方开着救护车进了监狱，身穿白大褂的吴孟超按照嘱咐一边为大家检查一边附耳叮嘱“外面正在想办法，不松口，别着急”。救护车离开后，狱中战友就有了不少吃的。

　　经过多方努力，近百名被捕人员全部获得释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解放区去了。“觉得很神圣！”吴孟超沉浸在不尽的感慨之中。

　　师生相得终成医界泰斗

　　中国当代外科领域，尽人皆知裘法祖与吴孟超，他们一个是“中国外科之父”，一个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但他们的特殊关系并不是人人都知道了，虽然吴孟超当学生时只能远观老师，无缘跟随左右以习医技。但吴孟超毕业后，却开始了与恩师半个多世纪、如今仍在持续的密切交往。

　　1952年，同济大学医学院整体搬至武汉，但裘法祖因故没有立即跟随医学院西迁。滞留上海的裘法祖接受吴孟超引领的第二军医大学邀请，担任外科主任。“从1954年到1959年，我一直跟着裘老师学习。”5年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与裘法祖在一起，“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勤奋、刻苦以及善待病人。”而裘老则称“他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聪明、对病人非常好。”一连四个“非常”夸他的得意门生。

　　1956年，34岁的吴孟超向裘法祖请教今后的发展方向。裘法祖说：“肝胆外科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裘法祖的指点下，吴孟超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翻译美国人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快捷地进入了肝胆外科的大门。

　　1959年，一位军阶大校的军官得了十二肠瘘，“这在当时是非常凶险的病，住进二军大医院，裘法祖等上海各大医院的著名医生都被邀请前来会诊。裘老提出要开刀，谁上？没人吭气！”校长当机立断，还是请了裘教授上，吴孟超做他的助手。手术后,吴孟超、仲剑平和陈汉等在大校的病床前守了一年,病人终于痊愈出院。

　　“裘老还为我开过刀。”吴孟超说，一年，我得了病，起初以为是肿瘤。裘老亲自主刀，打开腹腔，动了手术，切下来的东西交给夫人吴佩煜：“你告诉他，这不是肿瘤噢，是慢性阑尾炎。”

　　因了裘老师的指引，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参照，吴孟超他们就用40多天翻译出中国第一部肝外科教材《肝胆外科入门》；没有实物标本，他们就用60多天制作了中国第一个肝腐蚀标本，后又相继制作出了一百多个肝脏腐蚀标本，进行总结，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理论。1960年，吴孟超主刀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不久又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隔阻断切肝法”，把肝脏手术成功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短短几年，吴孟超的成就便能编成几厚本材料了!

　　今天的吴孟超更从优秀的外科医生成为了一位战略医学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吴孟超就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恶性肿瘤的防治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1993年他又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把对肝癌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

　　在他的领导下，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瘤苗。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科学》杂志立即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发明。目前，疫苗正在临床试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