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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
巴金走了，巨星陨落。可他的生命火焰并没有熄灭，也永远不会熄灭。他的《家》还是那样百看不厌，他的家———更令我急切地想去凭吊和瞻仰。
我顺着巴金当年在沪的足迹，做了一次“挨家挨户”的寻访。
当我来到建国东路，宛如走入了他的腕底：“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就在这无数的不眠之中，《灭亡》的情节渐渐在他脑中形成。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陕西路旁，似乎在听他讲述抗战小说《海的梦》的写作真情：“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虽然邈远的岁月已经成为人们的记忆，而巴金为文学事业进进出出的每一处家，每一幢楼，都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巴老，您虽已远走，但此刻如想故地重游，我愿驾辕为您找寻。
1、巴金第一次来到上海，住在临近码头的武昌路景林堂的“谈道宿舍”（教友宿舍）。
1923年5月，当时他和三哥李尧林（大图，右为巴金）离开成都，乘船辗转到达上海。甫抵码头坐上接客的马车，不料马车撞了人，因此随肇事马车一并被拉到巡捕房，结果罚掉大洋才了事。老人晚年提及青年时代的趣事，不禁失笑：“这大概就是老皇历说的‘出门不利’吧！”
2、1925年8月，巴金第二次来上海先后住过马浪路（今马当路）和康悌路（今建国东路）。
“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后来他在法国写《灭亡》初稿时把这些情节写了进去。他说：“我不能说《灭亡》中的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然而，“杜大心”这个人物却是孕育于马浪路的。
1928年12月，巴金回国后再次来上海。“回到上海，我的好朋友索非告诉我，宝山路鸿兴里的‘世界语学会’的房子可以暂住。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的第一个栖身之处。”巴金在这段时期，担任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员工作及推广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世界语学会会址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1929年1月，巴金搬进宝山路宝光里14号。巴金在此居住期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家》，同时还写出了《雾》、《新生》（第一稿）等以及十几个短篇，其中不乏有影响的作品。
3、“一·二八”战火，轰毁了青年巴金的梦。他和友人从闸北“逃难”至步高里，遂为上海文化界出版的一份抗日报纸写了《从南京回上海》，记录了战火见闻，后写下了一篇抗日小说《海的梦》。他说：“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4、1932年，巴金的舅父在那时已从志丰里搬到隔壁弄堂花园别墅1号居住。巴金随舅父前后住了将近一年，直到1933年春天，他舅父去外埠工作，把房子退掉，巴金才迁走。在花园别墅，巴金除完成了《春天里的秋天》之外，还重写了《新生》的第二稿。
同年的8月初，巴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鲁迅。
这一年中，巴金萍踪无定，过着流浪者式的生活，几乎持续到1934年11月巴金去日本才告段落。期间，到底还住过何处，巴金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说：“只有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还有印象。我在那里住过。”
5、1936年底，被巴金称之为“马大哥”的翻译家马宗融要去广西大学教书，请巴金住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21号帮其照看房子。巴金回忆时，曾风趣地说：“那时候，我住得‘阔’了。整幢房子，就我一人住。三楼是卧室，二楼是书房，底楼是客厅。”巴金的童话《能言树》，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
6、巴金在敦和里住了半年。1937年暑假，马宗融一家返沪。巴金就搬到霞飞坊（今淮海坊）59号仍和好友索非住在一起。“当时，索非一家住在二楼和底层，我就住在三楼。住进霞飞坊前后也算有了十八年时间。”
去“大后方”之前，巴金在霞飞坊先后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与《秋》。
在这里，他写完了《寒夜》。同时完成了《狱中二十年》等译作。
在这里，巴金开始了共和国初建时的紧张、沸腾而又使人充满信心的新的生活。他两次到朝鲜战场访问，写出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作品，写成了小说集《英雄的故事》。他出访波兰、苏联、印度等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平友好与文化交流的工作。（上图为巴金和女儿小林在霞飞坊）
7、1955年5月，巴金迁居武康路寓所。这是他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
在这幢花园洋房里，交织着巴金后半生的悲欢。在这里，他写成了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译作及小说。
许多巴金研究者、巴金的热心读者都关注着这幢“独立式花园洋房”，认为这里的一切都应该好好保存，让人们永远记住，一位文坛巨匠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大图为巴金在武康路寓所写作）
8、巴金一生中最后的日子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下图为华东医院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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